到了将近25%。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党员；在1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党员。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党员。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党员。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在****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此同时，****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广州党组织报告，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80多人。****在5个区委和1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党员总是忙于大量国民党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月****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倍；192年6月三大时，党员42人，一年增加一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但是，以**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必然趋于妥协，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迅速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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