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死，不如索性揍个痛快。”
吴反修刚开始还嘴硬，抽了五皮带后，他喊出的声音已经是有气无力：“救命啊，打死人了。”
我一听更上火：“上次你们几个打20多分钟，老子一句没有求饶。现在几皮带你就杀猪一样嚎叫，平时威风哪里去了，胆子哪里去了。什么尿性，原来是个熊包。叫也不行，这次不打怕你，明天肯定欺负老子，今天非叫你口服心服不可。”
我骑在吴反修的身上，用皮带不停的猛抽他的后背。一边抽一边问：“还欺负老子不欺负，说。”
吴反修心里不服，嘴上说：“谁欺负你了，我没有欺负你。”
我说：“那好，不说实话再来几下。”几皮带下去，吴反修哭哑了嗓子，说：“小斌哥，以后不敢了，以后不敢了。”
我问：“明天怎么办？”
吴反修哭道：“回家我啥也不说。”
就此一次，吴反修再也没有敢欺负过我。
刘宏伟道：
我最记忆最深感觉最苦的是高中生活。我的母校是县五中。这所中学不在县城，位于红庙乡，县教育局统编为第五中学。五中离红庙集镇还有三公里，在郭庄旁边。原来是一个沙堆荒地，前面是一个几万亩大的水坑湿地，长满了芦苇野草，各种野鸟翻飞，鱼肥虾美。有水有草有鸟，今天来看来绝对是一个很美的旅游圣地，对青春他们这些学生来说，这个地方无疑是一个劳改场。
学生们每次回家来校，从柏油马路下来，要走三四公里的土路才能穿过那块湿地。那条土路好天坑坑洼洼，汤汤水水，没有一点儿平整结实的路面。如果下点雨雪，路基本被水埋没，不通车，几乎不能行人。这苦了五中的学生们，他们没吃没喝必须回家，只能几个人做伴儿，卷起裤腿儿，趟着泥水，逃难一样回去。
学生基本上是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换洗衣服，从家背粮食和馍，这是他们一周吃的食品。五中有学生食堂，学生们从家捎带的粮食换成饭票。学校规定一斤麦子换八两馍票，一斤玉米换一斤馍票。学校食堂的司务长是青春同班同学王声的父亲，一个又瘦又高，不苟言笑的男人。
每次收学生交来的麦子都会压称，你带50斤麦子给你称出48斤算是大面子的人。称完称还要挑剔你麦子的好坏，麦子潮湿有虫儿或者颗粒不饱满，影响出粉儿率，他总能找出毛病扣几斤馍票。食堂做出的馒头说是二两一个，学生们都说绝对不够，谁也不敢站出来较真儿。这样里里外外克扣，60斤麦子吃到学生肚里40斤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后来王声高中毕业回家因为和邻居发生纠纷，把人捅死后亡命天涯，被公安局缉拿归案后执行死刑。有学生说是恶有恶报，这话不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是没事私下嘀咕着说的，别的人听不见。
学校食堂做的白面卷子不管斤两够不够数，味儿道却是很地道。青春每次吃四五个卷子才能垫底，放开肚皮吃七八个不在话下。不光是青春一个人，几乎所有的学生吃白面馒头都是这个饭量。家长和学生心里都算一本账，一个卷子2两，七八个卷子就是一斤半的饭票。
按照这个吃饭的标准，一个学生一年要带一千多斤小麦才能保证肚子不挨饿。那个年代一家要拿出一千多斤小麦，可以说全县没有一个家庭能有这么多的麦子拿出来供应学生。青春的那位同班同学王声除外，他爹当学校的司务长，他从来没有带过粮食，没有饭票去到老爹那里拿就行了，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一些和他关系好的同学还可以通过他到司务长那里暂时借一些。
学生们不会这样心甘情愿的吃亏，也不想奢侈，便自已想办法贴补一下伙食，尽可能的少从家拿那点儿本来就不多的粮食。最常见的就是从家里带馍带红薯。
每到周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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